論憲法的綱領性條款.pdf

1、在憲法學研究“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當下,對憲法之研究已涉足“序言”、“基本權利和義務”及“國家機構”篇章的巨細方面,惟占據(jù)“總綱”之大部分篇幅且散布于憲法其他篇章、被稱為綱領性條款的憲法規(guī)范仍游離于學界視野之外。個中原因在于,綱領性條款表現(xiàn)出強烈的政治宣言、國家政策和政黨綱領屬性,即使在司法審查的情境下,也難以由法院直接實施,故不具有強制之法規(guī)范效力。因此,學者們普遍漠視其存在價值,置其于不顧。更有甚者,有學者已不滿足于僅將之撇于一邊,而

2、視其為我國憲法規(guī)范化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加以批判和否定。綱領性條款在當下我國面臨之規(guī)范性不足的困境可見一斑。
　　 事實上,綱領性條款并非為我國憲法所獨有,據(jù)國內外學者針對世界百余個國家之憲法文本結構所進行的實證性研究,幾乎所有作為考察對象的憲法中都寫入了以國家發(fā)展建設目標為內容的綱領性條款。由此可見綱領性條款至少在形式上呈現(xiàn)出某種普遍性意義。但是各國制憲者都是睿智理性的,其不會僅出于形式上的需要而將綱領性條款載入憲法,而必然

3、還會基于特定的歷史背景、理論價值與實踐需要等某些更為實質性的考慮.這方面的考察可以幫助我們確認綱領性條款之存在價值。
　　 而既然寫入了憲法,作為主權者的人民也不會允許綱領性條款長期作為一種形而上的存在,其終究會設法重塑綱領性條款的規(guī)范效力并推動其返回形而下的實施。這可從域外憲法學界與實務界對綱領性條款的態(tài)度轉變過程直觀反映出來。從域外的理論來看,綱領性條款經(jīng)歷了“無規(guī)范效力——弱規(guī)范效力——強規(guī)范效力”的理論建構過程;而在學界

4、的推動和人民的助力下,域外實務部門特別是具有憲法司法審查權的法院開始在一定程度上認可綱領性條款系具有特定規(guī)范效力,并在一系列堪稱經(jīng)典的憲法判決或憲法釋案中對其加以貫徹實施。這無疑對反思我國對綱領性條款的態(tài)度、突破我國綱領性條款之實踐性困境提供了有益經(jīng)驗和重要借鑒。
　　 但是域外的學說和判例在論證綱領性條款之規(guī)范效力并推進其實施時,并未建構出具有普適性的關于其規(guī)范本質的基礎理論,這就無法闡明綱領性條款的規(guī)范效力來源,也不具有指導

5、其在不同情境下實施的意義。同時域外的理論與實踐并不能對厘清我國綱領性條款與執(zhí)政黨施政綱領之間的糾結復雜關系提供有益思路,因為后者是具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政法關系問題。有鑒于此,一方面應對綱領性條款之規(guī)范本質進行透視,建構出合理的規(guī)范本質理論,以確認其規(guī)范效力程度與作用形式,并指導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具體實施。另一方面,需要在深入分析中國憲法綱領性條款與中國共產(chǎn)黨施政綱領之間互動實踐的基礎上,通過適當沖淡后者對前者的影響來尋求突破困境之道。這兩方

6、面將為探討綱領性條款的具體實施提供重要鋪墊。
　　 綱領性條款的實施需要依賴特定的實施機制與實施模式。所謂實施機制,系指對綱領性條款之抽象內涵進行解釋和具體化并在此基礎上加以落實的各種國家制度與組織機構等;而實施模式,則是指上述機制在實施綱領性條款過程中所運用的特定的總體方式。在綱領性條款規(guī)范本質基礎性理論的指導下,在淡化了執(zhí)政黨施政綱領對其之影響的空間維度中,對綱領性條款的實施機制與模式的探索,可以從三個方面展開:首先就憲法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