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缺失的社會性原因分析

1、誠信缺失的社會性原因分析誠信缺失的社會性原因分析摘要：20世紀80年以來，尤其是近一時期，誠信缺失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fā)，將失信視為社會問題，從社會文化、社會歷史、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角度分析社會誠信問題的原因，提出：傳統(tǒng)文化的缺陷是社會誠信問題的社會文化原因，新中國成立以后思想政治工作實踐上的失誤是誠信問題加劇的歷史原因，加速的社會轉型和社會流動是社會誠信缺乏的社會結構性原因，經濟轉軌期社會秩序的混亂、制度

2、的漏洞和打擊不力是誠信環(huán)境惡化的社會制度性原因。關鍵詞：誠信，失信，社會問題，社會原因中國素來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誠實守信是中國傳統(tǒng)道德建設再三強調的重要方面。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個人、企業(yè)甚至政府失信造成的社會信任度下降問題凸現，誠信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人們對于失信行為的譴責和憤慨，雖然表明我國從整體上仍然認可誠信的價值，但不可否認，失信行為已經侵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有繼續(xù)蔓延加重的趨勢。一系列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社

3、會信用狀況惡化，社會信任度在下降。“1990年英格萊哈特（RonaldInglehart）主持的‘世界價值研究計劃’將中國包括其中，在被調查的41個國家中，中國的社會信任度高達60%，僅次于瑞典、挪威、芬蘭，排列第四；1996年新一輪世界價值調查涵蓋47個國家和地區(qū)，中國又在其中，卻只有50%的中國人認為大多數人值得信任；1998年，美國、香港、大陸三地學者在中國大陸四個城市（上海、天津、武漢、深圳）所作的調查顯示，平均只有30%的人認

4、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值得信任，其中深圳的社會信任度僅為16.8%?！?目前，失信行為情況之嚴重、涉及領域之廣、失信人數之多，足以說明失信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公害。從社會學觀點來說，這種超出個人的特殊生活環(huán)境，與人類社會生活、制度或歷史有關的、威脅社會多數成員價值觀、利益和生存條件的公共問題，是一種社會問題，它的根源在社會而非個人2。對于任何失信行為，失信者都難辭其咎，他們利欲熏心，不講道德，敗壞了社會誠信環(huán)境，對他人及社會造成極大危害，理應受到

5、輿論的譴責和法律的制裁，但是出現如此廣泛的社會失信行為，確實應該分析其社會原因。一、傳統(tǒng)文化的缺陷是造成誠信問題的社會文化原因一、傳統(tǒng)文化的缺陷是造成誠信問題的社會文化原因。社會誠信成于內而形于外，個人內在的誠實、坦誠是其社會行為能夠信守承諾、遵守契約的心理基礎。一個人要做到誠信，個人的道德自律是第一重保障，這種道德約束的力量主要來自于內在的精神信仰(當然也來自對于違約責任的理性算計)，它不是先天的，而是人在成長過程中由家庭、學校、同齡

6、群體、工作和生活單位、大眾傳媒等社會組織通過教育，以及個人的社會生活實踐使其接受社會文化的成長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成長于一定社會環(huán)境的人，無不受當時當地的社會文化的影響。在西方，宗教文化非常發(fā)達，人們的信仰往往是一種宗教教化，而我國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文化，我國公民的道德約束力量也主要來自于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信仰。儒家信仰文化有其優(yōu)點，但儒家信仰文化也有其固有的弱點：第一，它缺乏有效的約束力。信仰對人的約束通過兩個“內心”來維持，一是“內心的

7、崇敬”，二是“內心的畏懼”。儒家文化對于培育人們對于崇敬的力量是很強大的，引導人成為“真君子”、“大丈夫”，這是很好的信仰導向。但是它缺乏使人3度也較高。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一方面，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黨所宣傳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某種程度上主張個人利益完全服從于集體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也帶有實踐要求過于理想化的傳統(tǒng)文化特征；另一方面，新中國的歷史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相比畢竟是太短暫，很難想象傳統(tǒng)文化的糟粕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被蕩滌凈盡

8、。不僅如此，建國以來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實踐的失誤非但沒能使傳統(tǒng)的誠信道德及時向現代的誠信道德轉變，而且還對傳統(tǒng)的誠信根基造成了很大破壞，這是造成當前誠信缺失的社會歷史原因。一是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彎路使人產生了“信任危機后遺癥”。大躍進的虛假浮夸“放衛(wèi)星”和人民公社的“假、大、空”，導致失真；反右斗爭的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造謠千遍成真理”等，導致失信。例如，據當時的媒體報道，1958年7月25

9、日，江西桂湖社試驗田，早稻畝產9195斤，1958年7月30日，湖北省應城縣春光農業(yè)社第二十四生產隊放出一顆高產“衛(wèi)星”，畝產創(chuàng)10597斤的紀錄；1958年8月9日，安徽省高豐社試驗田，畝產16227斤。廣西日報1958年9月11日稱，環(huán)江縣紅日人民公社，種植中稻面積14487畝，其中收割的969畝中，平均畝產干稻谷17000多斤，環(huán)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一塊一畝一分三的中稻田，平均畝產突破13萬斤，成為全國“大躍進”時代水稻畝產的“衛(wèi)星

10、”。這些現在看來明顯不可信的事實，在當時卻能大行其道，它對于誠信道德建設的負面影響是極大的。因此說，“文革”之害不僅在于把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更嚴重的是攪亂了人們的思想、扭曲了人們的心靈、動搖了人們的信念?！拔母铩敝?，“個人崇拜”與“人治”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老百姓的命運隨時會因為極少數人一時的喜怒哀樂而改變，在這種極端險惡的生存環(huán)境中，人們的欲望不能真實地表達，在內心深處也被人為地設置出了許多禁區(qū)?！案苯y(tǒng)帥”林彪，就曾經說：“不

11、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在這種畸形的社會形態(tài)下，不合主流聲音的很多思想和觀點，不僅對陌生人不能講，而且對自己的親人、朋友也不能講，以防止發(fā)生家庭成員、朋友之間的“階級斗爭”和“階級決裂”。文革期間的政治揭發(fā)使很多人遭受到“殺熟”的打擊，著名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胡風就是因舒蕪的揭發(fā)而定罪，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人們對于誠信的失望正如北京大學右派學生譚天榮（當時22歲）的大字報所言：“我過去那么信任過的人，今天卻在斷章取義揭露我的‘反社會主

12、義言論’”5。在當時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自己的親人、朋友都不能坦誠相待，傳統(tǒng)的信任基礎也發(fā)生了動搖。二是精神文明建設的薄弱導致誠信意識淡薄。改革開放以后的一段歷史時期，我國曾出現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不同步的現象，沒有做到“兩手抓，兩手硬”，在誠信道德的建設上也是如此。一方面，在急于加快經濟建設的大背景下，物質文明、社會財富成為衡量社會發(fā)展和個人能力的重要尺度，大家缺乏理論研究的興趣，對于市場經濟的精神文明建設的研究

13、極不充分，人們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建設的認識還主要停留在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階段。在傳統(tǒng)文化中，認為“無商不奸”，在建國后，出于意識形態(tài)上斗爭的需要，對資本主義及其經濟制度的宣傳中，充斥著“道德淪喪”、“爾虞我詐”等字眼，人們往往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劃等號，使很多人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市場經濟就是一個不講信用，為了利潤無所不用其極的經濟制度。另一方面，我國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尤其是未能與時俱進抓思想道德教育，人們的道德